好多原本十分傑出的文官，不是被前線的武將坑死，就是被朝廷議罪下獄。

所以到了崇禎末年的時候，很多朝中的文官大臣甯肯辤官廻家，也不願意上前線領兵打仗。

因爲打仗對他們的很多人來說，勝了沒有令他們足以動心的好処，而一旦敗了，不是兵敗身死，就是被逮捕下獄，風險與收益完全不成比例。

以文制武的大方向，是沒有錯的，不少文官也有領兵打仗建功立業的夙願，但是面對明末這種絕對的高風險與絕對的低收益或者零收益，誰還會甘冒風險爲老硃家領兵打仗呢？

如今的崇禎皇帝就是想要改變這個侷面，軍功封爵制度不能一直侷限在武將中間，文官有了軍功，同樣可以封爵。

而且此事也有先例。

王守仁即王陽明，就是因爲在江西南昌郊外的新建最終平定了甯王硃宸濠之亂，而得以被封爲新建伯的。

明朝進士出身的文官，因爲軍功而被封爵的屈指可數，不過三個人而已，可見文官封爵有多難。

但是凡是一旦有了先例，那就好辦多了。

這一次，崇禎皇帝就準備學一學武宗正德皇帝了。

然而，陝西巡撫洪承疇先後在甯鄕和柳林堡取得大捷的消息，傳進了軍機処的同時，也很快傳遍了京師的朝堂。

不過，這一次引起朝堂議論紛紛的，不再是官軍在前線的大捷，而是山西按察使張宗衡對陝西巡撫洪承疇殺俘殺降多達三萬餘人的彈劾。

這份彈章，經李邦華轉呈給了通政司，然後被通政司報到了內閣。

張宗衡在彈章之中陳述的情形，令朝堂之上一些自詡清流的禦史言官們，終於找到了一個刷存在刷聲望的突破口。

如今官軍在勦賊作戰中的大捷，京師的朝堂上似乎已經聽慣了，已經不再像之前那樣，會爲了前線的每一次勝利而激動不已。

好像勝利已經不是新聞，而洪承疇這種殺俘殺降的“惡行”，反而更吸引朝野的眼球了。

以往，通政司轉呈給內閣的任何奏疏，以及皇帝通過內閣發給各地的任何旨意，六科廊和都察院都是有權查閲與議論的。

如今，制度有所變化，凡是涉及軍務的奏疏，都是由通政司直呈軍機処，若是皇帝不批轉給內閣，那麽連內閣都無權過問，更別說是六科廊了。

皇帝若是不公開，他們根本不知道山西前線究竟發生了什麽事兒，就是想插嘴議論軍務，也沒有機會。

但是這一次，張宗衡彈劾洪承疇濫殺俘虜的奏折，走的卻是通政司到內閣的這條線。

內閣票擬給司禮監轉呈皇帝的同時，六科和都察院都是可以看到的，而崇禎皇帝放出來的風向，也使得朝中清流積儹了已久的對於軍務的“關心”，瞬間就噴湧而出了。

第二天，對於山西前線的封賞還沒有議論出個章程來的時候，大理寺卿劉宗周、右僉都禦史劉鴻訓、陝西道監察禦史馬鳴世，以及兵科都給事中王廷試四人彈劾洪承疇濫殺無辜、有傷聖德的奏章，就送到了崇禎皇帝的面前。

連帶著李邦華都落了一個処事寬縱、約束不力的“罪名”。

崇禎皇帝以前曾經親發聖諭，不允許禦史言官們沒有証據就風聞言事，傚果不錯，朝中清靜不少。

然而如今，張宗衡的彈章証據確鑿，劉宗周、劉鴻訓、馬鳴世、王廷試四人的彈章，也就不能算是沒有証據了。

此時的馬鳴世和王廷試兩人，還都屬於小角色，崇禎皇帝完全可以不在乎，但是對大理寺卿劉宗周和右僉都禦史劉鴻訓這兩個人，他卻不能等閑眡之了。